乡村医生的角色转变

乡村医生的角色转变

陈光荣，人称“阿光大夫”，是土生土长的洪庙人，当了40多年“赤脚医生”。 　　早上9点多，记者来到村卫生室，他在整理药柜，一会儿举起小药瓶，眯着眼睛看上面的保质期，一会儿又拿出抹布，擦拭柜子上的玻璃门——尽管已经很干净了。随后，我们交谈一上午，却没有人上门求诊。阿光坦诚地道出原因，“本地村民都有镇保，他们会到镇里的医院看病。只有没有保险的外来流动人口，或者村民犯了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时，才会来这儿开点药。”尽管“人气不旺”，阿光却看得开，“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人们都注重养生保健了。少生病是好事”。他又给我讲起曾经缺医少药的光景，“村民招呼一声，撂下筷子就得走”，“前来就诊的病号，坐满一个房间”。 　　阿光当上“赤脚医生”，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，那时叫保健员，也就是走街串户为“公社社员”服务。他常常推着自行车，到田野里采草药，蒲公英、金钱草、鱼腥草、车前草……在他眼里都是宝贝，每次能装满一个大麻袋。运回卫生室后，他根据清凉解毒、利水通淋等功效分类，再磨碎、晒干…… 　　一年后，阿光应征入伍，在部队当卫生员，掌握了不少止血、包扎等创伤救护技术。4年后转业时，他重新回到洪庙村做起老本行，用新本领“发光发热”。 　　由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简陋，为了避免“小病成大病、大病夺性命”，阿光一年365天、一天24小时，都要随时准备着。每到农忙时节，村民大伤小病不断，阿光更加难以歇息。就拿“夏忙”来说吧，村民一不当心就吃下不洁净的饭菜，就会上吐下泻。“那时有的人家里穷，即使饭菜长毛了也舍不得扔，用开水洗一遍再吃，最后把肚子搞坏了。还有的人为了解馋，跑到深沟里捉鱼，又没有洗净、烧熟，上吐下泻不止……”阿光回忆起当年的事情，不胜唏嘘感慨。当时一旦有人吃坏东西，阿光都要迅速“救场”，而看完病后，病人家属会给他端上一杯热茶——这在那时的乡下，算是贵客待遇了。 　　当然，阿光也体会到了“赤脚医生”的无能为力。一次，一个村民在插秧时把手指弄裂了许多口子，不一会儿就化脓、流血，嘴唇开始变白，手脚逐渐变凉……阿光看到这些症状，心里咯噔一下：“不好，这是败血症。”他赶快通知伤者家人送到镇医院。后来，阿光听说这个村民没救活，接连几天心情低落。从此，他下了很多功夫提高自己的医术。那时，录音机还很稀有，他特意托人买了一台；又给北京的一家医学出版社寄信，买回磁带和书恶补医学知识。 　　一晃40年，阿光从青壮的保健员，成了两鬓白霜的老医生。如今，他药箱仍不离身，每天等在村卫生室，提供寻医问药或者健康咨询的服务，对于棘手的突发病，他先进行应急处理，再帮病人转院。 　　阿光的案头上放了几个大本子，有针对精神病、残疾人、传染病的随访记录，里面详细记录了随访日期、目前情况、健康指导意见、注意事项，以及有关计划免疫、出生登记、死亡登记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日志，还有孕产妇保健、儿童保健等手册。每个季度，他还会挨家挨户地给老人量量血压、聊聊病情。为了改善村卫生室条件，村里也做出努力，专门配备了一台红外线灯，配合按摩使用。 　　阿光对记者说，现在无论市区，还是镇里，医疗条件越来越好，而且覆盖面越来越广，相对而言，乡村医生的工作变成以疾病预防为主。他今年58岁了，自己会审时度势地“退居二线”，希望更专业、更年轻的人来参与。 　　这个接力棒将继续传递下去。自2004年起，上海实施全科医师培养行动计划，基层乡村医生队伍有望壮大，用实惠、有效的医疗，为患者治病、为村民解忧。本报记者史博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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