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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台湾版本：现在最富的是农民

1924年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，并提出要实行“耕者有其田”。然而，国民党却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，才开始认真做这件事。

台湾土地改革的成果之一，就是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

本刊特约撰稿/黄艾禾

1947年1月，台湾已经光复一年多。日本人走了，国民党来了。而对于台湾的300多万农民来说，春耕秋收仍在继续，他们最关切的，还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，世世代代以此为生，安稳地耕种和收获下去。

然而，此时的台湾农民，有280万人没有土地，或是只有很少的地。他们只能从地主手里租地来种。或者，像台中县北斗区农民陈文那样，冒着风险去一些归属未定的土地耕作。但这一年的1月28日，陈文就在这样的土地上，被人给捆了起来。当时，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正手扶犁耙种胡麻(即芝麻)，突然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喝问：谁让你来这里种地的？在种什么？

陈文看到，一共来了3个人，他认出为首的名叫杨西沧，另外1人手持火铳，这3人都是附近溪湖糖厂的职员，该糖厂属于台湾糖业公司(台糖)。陈文说，我在种胡麻。

杨西沧喝道：你把胡麻籽给我一粒一粒收回去，不然把你绑到糖厂去！

原来这块田曾经属于台糖。台糖成立于1946年，由国民党当局合并日治时代的日资制糖会社(大日本制糖、台湾制糖、明治制糖、盐水港制糖)而来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，台糖大量外销糖产品，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企业。

在日据时代，作为弱势的个体农民，怎敢与日资大企业叫板？但现在时代变了。作为被没收的日资企业，这些土地实际上已经被当局没收成为公有土地。既然日本人已被赶走，这些土地已被收归公有，农民们索性把犁头也伸了进去。

台湾的农民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了。在1940年代末，没有地的佃农们——他们占了台湾农民的四分之三——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要向地主缴租，一般租率都在收获总量的50%以上，最高的甚至高达70%。

面对杨西沧的蛮横，当时陈文答道：已经播下的种子实在很难一一收起了，再说别人也有到这里来种地的，如果大家都说这地该交还糖厂，我自然也会交还……而杨西沧却破口大骂，另一个糖厂来的人更是动手用拴牛的绳子将陈文捆了起来。

就在此时，大批村民闻声赶到，杨西沧等见势不妙，急忙放了人逃走。

事后陈文一纸诉状将杨西沧等人告上法庭。

佃农们：“我们已有觉悟，我们不怕牺牲！”

1947年2月22日的台湾《自由青年报》刊登了这起诉讼案的调解过程。当时到场的有4方：农民代表，县、乡的政府官员与县“参议员”，糖厂方面代表和本地警察所的负责人。

一开始，农民方与厂方的代表各执一词，几乎吵了起来。这时警察所长杨其秀说了一番话。他说：现在公有土地放租法已经公布，然而还没有实施。所以现在糖厂的这块地，权利未必是糖厂所有。我的意见是维持现状。但糖厂方面根本没有与我们打过招呼，就私自捕人，才惹出这次不幸事件。现在糖厂已经声明直至明年6月这块地由现有的耕作者自由耕种，所以我希望农民不要过分焦躁，速派代表到政府陈情，以合理手段来获取耕作权！

顿时会场一片掌声。

这里要解释的，是“公有土地放租”这件事。台湾的“公地”，是一个独特的现象。日据时期，日本人在台湾强占了大批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；日资的台湾糖业公司、台湾茶叶公司等，都附带有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。日本投降以后，这些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的“公地”为数可观，约为18万公顷(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.6万公顷)。1945年10月，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时，曾决定将这18万公顷的土地大部分放租给农民耕种，但是后来因政局动荡不安，地主们对土改的反弹很大，纷纷撤佃，1947年又爆发了“二二八事件”，那次公地放领就搁置下来。

但是农民们想获得土地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。在这次调解会上，一位农民代表说，过去我们受过日本占领时代糖厂的剥削，怎么今天糖厂还在沿用日本人作风？另一位代表在谈到将去当局陈情时，更道出农民们的心声：“此去是我们的死活问题……我们知道糖厂的势力非常厉害，但我们已有觉悟，我们不怕牺牲！”

实际上，这些农民们不用等很久了，1949年4月14日，《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》公布，正式拉开了台湾土地改革的序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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